在中國唐代中期的官廳會計核算中，已有了“四柱”基本名目的運用，所謂“四柱”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舊管”的基本含義即“期初余額（或上期結存）”，“新收”的基本含義即“本期增加額”，“開除”的基本含義即“本期減少額”，而“實在”的基本含義則為“期末余額”。
這個數字來源于美國學者肯尼迪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他在書中講到康乾盛世期間，清朝的財政儲備充足，最高年份府庫存銀8000萬兩，常年保持在6000至7000萬兩，而三代皇帝留給后世的財富程大起大落之勢，代表清朝只是于康乾期間有過一百余年的興盛。而實際上此數據與清廷留存檔案有些出入，就整個清朝的發展水平看，常年保持6000至7000萬兩府庫儲備是相當困難的。最高存銀確實出現在乾隆一朝，乾隆帝雖然敗家，但不敗國。
由康熙到雍正
肯尼迪所說的清廷最高庫存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戶部檔案記載該年舊管7466萬兩存銀；這個“舊管”是“四柱清冊”中的一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這四項構成了古代會計結算方法——“四柱清冊”。舊管就是期初余額的意思，也就是上期存留下來的銀兩；新收就是本期增加額的意思，記錄當期的收入；開除是指本期減少額，即當年實打實花出去的；實在是指期末余額，也就是本期結算時，府庫里實打實的存銀數額。如果照現在的公式算，那么就是“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乾隆四十二年的舊管為7466萬兩、新收為1811萬兩、開除為1095萬兩，用公式計算便為實在8182萬兩。由此可見，本年度的財政盈余是716萬兩，該年份的府庫存銀是多年積累的結果。
由于清廷戶部檔案保存并不完整（年久霉爛不全），所以并不是每個年份的府庫數據都能一五一十的羅列。在僅存的戶部檔案中，康熙一朝最低庫存是在康熙六年，實在248.8492萬兩；最高庫存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實在4736.8645萬兩；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六十年的庫存是3262.2421萬兩，但康熙六十一年并沒有戶部數據留于后世，而在《雍正朝漢文朱批》中有所提及，怡親王胤祥在給雍正的奏折中提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庫實在為2711.9286萬兩。雍正元年的戶部檔案記載的庫存實在2371.1920萬兩，按照當時的財政新收水平、結合當年發生在西北以及青海的地方軍事平叛行動，能夠保持兩千余萬兩的府庫存銀，應當大部分歸康熙留下的家底。
“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后，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雍正朝起居注冊》
而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即位之初，力主改革，矛頭對準康熙執政后期的結黨、貪腐、空響等問題，雍正即位一個月便通過戶部向各省督撫下達了全面清查虧空的命令，說明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庫存銀也許只是一個空頭支票。雍正元年六月，山西潞州知府加璋告發原山西巡撫蘇克濟在任職期間各府州縣銀四百五十萬兩，這個數目被查實后，雍正帝下令“籍沒家財，以償虧空”，這說明府庫虧空遠不止450萬兩。此后還有原河道總督趙世顯落馬，下刑部獄后家財充公；湖廣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前江南糧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原直隸巡道宋師曾、廣西按察使李繼謨等督撫級別高官皆伏法。這些大吏家產充公為雍正元年至三年的府庫貢獻不小，也說明康熙留下的家底水分很大，所以才有肯尼迪估計的800萬兩實際庫存，但我覺得此數值估計的偏低，應當在1500萬兩左右。
所謂“四柱”,在宋代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相當于現在會計術語的
期初結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期末結存,
在會計中，“四柱清冊”中的“開除”是指：
C、本期支出
唐宋時期，生產力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記賬、算賬的古代會計結算法，即“四柱結算法”，亦稱“四柱清冊”。所謂“四柱”是指舊管（相當于“上期結存”）、新收（相當于“本期收入”）、開除（相當于“本期支出”）、實在（相當于“本期結存”）四個部分。“四柱結算法”把一定時期內財物收支記錄，通過“舊管十新收=開除十實在”（即上期結存十本期收人=本期支出十本期結存）這一平衡公式，加以總結，既可檢查日常記賬的正確性，又可系統、全面和綜合地反映經濟活動的全貌。這是我國古代會計的一個杰出成就，即使在現代會計中，仍然運用這一平衡關系。
四柱是什么意思？四柱·八字就是：命理學家算命，首先要排出，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時的天干和地支，加起來共四項，淵海子平稱為“四柱·”，每柱一個天干，一個地支，共八個字，淵海子平稱為“八字”，綜合起來叫“四柱·八字”，供你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