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田曉菲，是在許多年前。那時的我，驚異于她寫詩的聰慧與才氣，更感嘆于13歲的她竟可以踏入北大的門檻。于是，即便許多年后當我也踏入了那道門后，“田曉菲”依然是心底遙遠而籠罩著神秘光輝的一個夢。
2004年夏，亞運村五洲賓館云集了來自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大家就“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進行對話與交流。在這里，我意外地見到了陪同丈夫宇文所安前往論壇的田曉菲，并有幸與她促膝長談。
盡管早已耳聞田曉菲在前一天的論壇上力辯群雄，英姿颯爽的風采，我依然難抹心底少年時就建立起來的關于她的印象：她應該是有著智者的靈氣與聰慧，還應該有一點點詩人的敏感以及柔弱。直到真正見面，這一印象才被徹底改寫。
按響了田曉菲房間的門鈴，伴隨門打開的是一串爽朗的笑聲，火紅的長裙、赤足，田曉菲的熱情撲面而來，更讓人為之驚訝的是她那兩道濃黑的眉，透著果敢與韌性。我不由生出這樣的疑問：這是田曉菲嗎？
落座后，話題層層展開。
我的腦海中依稀浮出田曉菲的經歷：1985年經過北大英語系、心理學系、中文系老師面試，特招進入北大英語系。而當時僅有13歲的她，以與天俱來的才情和聰穎，已出版兩本詩集。從北大畢業后，田曉菲遠赴大洋彼岸求學，于1998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在哈佛大學任教。
沉浸在古典文學的蘊涵中
話題自然直奔她目前的教學與研究。田曉菲現執教于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主攻詩歌方向。談起這一興趣的形成，田曉菲告訴筆者：中國歷史上有三個階段：魏晉、晚明和文革時期，從文化上看都是很有意味的，而按一般的想法這三個階段都是亂世，文化上比較荒蕪，其實不然。魏晉、晚明在文化上都很有創造性，文學成就輝煌。田曉菲特別強調梁朝：“我覺得梁和南朝的陳、齊非常不同，它的歷史整整蔓延五十年，時限相當于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總和。但傳統文學史對其評價偏低，認為這是一個貧弱、蒼白的時期，事實上并非如此。
談到關于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時，田曉菲坦言：我們確實失去了很多東西，留下來的比較少。“但跟陳、齊比較起來，梁朝的資料已經很多了。而且，比如說我們一直很推崇陶淵明，但他留下來的詩文總共不過一百五、六十篇，而梁景文帝一人留下來的詩，就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盡管這其中許多是碎片和片斷，但從數量上看還是很充足的。”田曉菲在研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饒有興味的體悟，這些均會反映在她將要問世的關于梁朝宮廷文化的著作中。“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新的闡釋，注意到一些前人未曾關注的東西，我尤其喜歡梁朝的詩歌，覺得具有一種特別的美感。”田曉菲如是說。
從未遠離詩歌
在人們的記憶中，田曉菲這個名字自然是和詩歌聯系在一起的，而事實上，她也從未遠離過詩歌。談起最初對詩歌的興趣，田曉菲坦言是家庭的影響和一點點生來的天賦。由于父母都從事文字、文學工作，從小田曉菲就喜愛讀書，而家中的藏書則成為她閱讀的寶庫。除此之外，父母的引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饒有興味地回憶了家中每逢周末的詩歌比賽：那時，家中的書卷氣很濃厚，父母與孩子們一同寫詩，然后認真地進行評選。“我的父母都很民主，對孩子沒有家長的威嚴，從不進行體罰”。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田曉菲儼然一個乖巧、熱愛學習的小女孩，也難怪她的母親會經常跟人抱怨，說田曉菲常呆在房間里幾個小時讀書，不肯出去玩。
當談及近況時，田曉菲坦言自己現在還寫詩，零散地發表了一些，近幾年沒有結集出版。當問到在接受了系統的文學訓練后，是否對詩歌創作產生影響時，田曉菲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創作風格自然會改變，但不一定與文學訓練有必然聯系。“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會和感覺都是不一樣的，這其中可能和閱讀也有關系，而我并沒有自覺地去注意。”
中文系可以培養出作家嗎，學者們對此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對此，田曉菲有自己的看法：一個人如果沒有靈感和才氣，不喜歡寫詩，是無法成為詩人的，但并不是說中文系畢業的人一定不能成為詩人和作家。
研究也是一種有詩意的創造
學者的嚴謹和詩人的靈性，似乎是一對天生的矛盾，而在田曉菲身上，這兩者得到了完美的統一。談起學者與詩人的差別，田曉菲認為，沒有必要把這兩者截然對立起來。雖然文學創作不同于學術研究，寫散文和學術論文的風格、路數都不一樣。“但是，就古典詩歌而言，我常常覺得研究也是很有詩意的一種創造，因為詩本身就是一種美。”相對于嚴謹、枯燥的學術考據，田曉菲更喜歡在考證材料的基礎上，揭示古典詩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這樣，古典詩歌研究對我而言就沒有太大意思了。每當我具體分析一首詩歌時，我總希望能把它的美傳達出來。我覺得這種研究和我寫詩、喜歡詩是結合在一起的。”
也許正是以因為鐘情于古典文學內蘊的美，田曉菲認為現今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有時候太理性”了。“很少見到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很激動地講述一首詩為什么美，我覺得大家應當更多地把它當作一種學問來研究——這也是古典文學研究對于當今社會的意義所在。”
西方有一句古話說：過去是一個遙遠的國度。古典文學，不僅是外國人覺得很遙遠，其實就是當代的中國學者，與古典文學之間也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文字障。在經歷了文化環境、欣賞趣味的很大變化之后，現在人如何回到遙遠的古代、去欣賞它？田曉菲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典文學學者不應該與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截然對立，壁壘森嚴。“這樣太保守了一點，等于是給自己畫地為牢，最終古典文學只能屬于幾個學者，對當代的文學和文化生活毫無意義可言。我特別希望能從更狂闊的視野來看待古典文學研究。”
聰明是不值錢的
作為一個詩人，才情在田曉菲的生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對此的理解卻著實出人意料：我認為對于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勤奮。她舉例說，自己跟丈夫宇文所安工作起來都是很投入的，“我們每天都工作10-12個小時，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覺得一天很浪費。”在遠在太平洋西岸的家中，田曉菲與宇文所安一人一間書房，“如果我們在一間書房，就會互相說話，無法工作了。”田曉菲與身旁的丈夫相視而笑。
“人們常說要安于寂寞，但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感到寂寞的，因為做學問本身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我們非常喜歡自己做的事。”田曉菲的言語中透著一種強烈的感情，同時她對學術積累也有很深的感受：“我和所安都很喜歡扎實的基礎，進行大量資料考證，然后結合深刻的視角、方法和理論進行研究。這兩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識的積累，如果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潛心學術，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中國古典文學資源非常豐富，即使是一個歷史時期，資料也浩如煙海。進行文學研究不僅要看文學資料，還要看史料，正所謂文史哲不分家。” 田曉菲甚為重視積累自身寬厚的文化背景，同時她坦言自己是一個對詩和文字比較敏感的人，喜歡逐字逐句的細致閱讀。“當然，研究古典文學，才情很重要，但如果沒有10個小時的積累，才情就沒有什么用處。”宇文所安對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的父親作為一位物理學家，常告誡自己的兒子：聰明不值錢。“聰明的人很多，但最終能用聰明創造成就的人很少。”這一觀點激勵宇文所安不斷勤奮工作，同時也成為與田曉菲的共識。
中國文學研究在哈佛
田曉菲與丈夫共同任教于哈佛大學東亞文學系，她向筆者介紹了哈佛大學的古典文學研究情況。在東亞文學系，中外學者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中國文學應該得到世界上更多人們的喜歡和研究，不能只是中國人教給中國人自己。”
談到中國大學與哈佛的最大不同，田曉菲感觸最深的是：“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特別是古典文學，常有一種危機感。”而這種緊迫感正來源于中國與西方大學建制的不同。“中國學生的系別、專業是經過分配的，保證每個老師有一部分學生，學生數量跟與老師的教學質量沒有直接關系。”而在美國則截然不同：一個老師如果上課沒有經過精心準備，講得不夠精彩，不能吸引學生，那么他的學生就會越來越少；同樣，一個系如果不潛心經營，同樣面臨消亡的危險——因為一切都是建立在學生自由選課的基礎上的。
在美國，每個大學中國文學的研究情況也不盡相同，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展。比如哈佛中文系80年代初只有兩個老師，現在已擴展到7、8個教師，在美國算是規模非常大的，學生也很多。田曉菲向筆者介紹了中美大學的另一點重要差異：在美國大學每個教授都有權利、義務參加系務，招聘學生，而系主任只是所有教授的代表。田曉菲認為這種制度的好處在于，系內的每個人都會為此投入很大精力，因為如果不好好工作，整個系的地位就會在學校下降。另一方面，教學和研究得到了緊密結合，一旦有教學危機，不僅教師、整個系的存亡都會密切相關，正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而國內大學的制度則不同，每個系的學生數目是固定的。雖然一些學校對自由選擇專業及課程進行了積極嘗試，但卻出現了學生嚴重不平衡的結果。作為長期以來密切關注著中國大學的教改的學者，田曉菲對此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同時她認為自由是相對的，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和宇文所安”
在采訪田曉菲的過程中，他的丈夫宇文所安始終坐在她身旁，臉上的笑容中充滿了甜蜜與幸福。由于語言溝通的問題，筆者的大部分問題由田曉菲回答，而宇文所安微笑著聆聽妻子的講述，不時進行補充。
宇文所安現任教于哈佛大學東亞系，與田曉菲是同事。在田曉菲攻讀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博士時，宇文所安曾經是她的導師。談起他們的戀愛故事，田曉菲認真地說：“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在做學生的時候，我們是嚴格的師生關系。一直到我畢業離開學校后，我們開始用email交流，談論各種話題，尤其是和文學有關的。”在經歷了不同的人生歷程之后，田曉菲與宇文所安終于結百年之好。“我們都覺得自己都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我們是同年同月生，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緣分，我們有共同的興趣。”田曉菲的快樂溢于言表。“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歡唐朝，她喜歡南朝”，宇文所安風趣地補充道，“不過，我們都很喜歡詩”。
人們時常會疑問跨文化婚姻是否有文化交流的問題，作為“局內人”，田曉菲說：“我覺得文化差異是有的，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他是外國人。他只是覺得我就是田曉菲，我覺得他就是宇文所安，一個人不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她向筆者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哈佛大學的包庇德，妻子是日本女人，也曾碰到別人問類似的問題。包庇德當時愣了一下，似乎在意識中從來沒有這個概念。田曉菲認為只要兩個人相互適應就好，她拿目前兩人的生活方式為例，認為很難概括其是中式還是西式的。“我更多地認為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與他的個性和背景關系較為密切，因為即便是生長在同一種文化下，生活方式也有諸多不同”。“我們是跨國公民。”宇文所安笑談自己，不過他還是透漏了一個小秘密：他更喜歡吃中國菜，并且很得意自己的拿手好菜：蒜頭雞翅。
古典文學界中女性聲音的缺失
從詩人到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到大洋彼岸的異域，田曉菲帶著朗朗的笑聲一路走來。身為女性，她對于自身的性別身份也頗多感觸。
“20世紀的中國國學大師，沒有一位是女性”田曉菲一語驚人。在看到這種社會現實的同時，她不失學者的冷靜與睿智，“我很同意來自佛光大學的龔鵬城教授的話，我們應該批判那種簡單化的女性主義，認為歷來是男性欺壓女性。事實上，階級和身份在這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以傳統社會為例，社會階級比較高的女性，同樣會欺凌男性，并且包括與她同性別的人，一個女主人絕不會對待她的女仆像姐妹一樣。田曉菲認為，簡單的女性主義會把男女分成兩個陣營，形成一場關于性別的戰爭，一點好處都沒有，同時對男性也是一種很大的損失。但她同時認識到，這種劃分在某一個歷史階段是必要的，比如為了爭取女性的獨立——美國60年代開始的婦女解放運動。
“中國古代歷來有歌頌女性、尤其是才女的傳統，包括男性也很贊賞他們，從李清照到明清女詩人，她們吟詩結社，出版詩集。現當代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女詩人、女作家。”但更令田曉菲關注的是，經學、史學的研究在傳統上是沒有女性涉足的，即便她們做過一些評論，也比較零散，沒有一本系統著作。“在美國的史學研究界也是男性占主導地位，這是一種社會大氣候，并不是女性本身問題。”田曉菲還提到近年女性找工作所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她說：“以前受革命話語的保護，國家分配，男女的工作機會平等。現在自由開放了，不僅在學術圈，在任何工作領域，女性都受到了變相的歧視。”
在所研究的古典文學領域，田曉菲尤其深刻的感受到了這一點。“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學者，而在古典文學界，很少見到女性。”田曉菲的話語中充滿憂思。所幸的是，越來越多的女學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我們應該更好地探討這種文化現象背后深刻的歷史、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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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厲害的算命先生，諸葛亮都沒有被選上！還有誰？
在中國古代，風水大師人才輩出，遴選出中國古代10位大師：
1、鬼谷子：（約前400年－前320年）姓王名詡（或利），又名王禪,道號玄微子，著名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縱橫家的鼻祖，精通百家學問，被譽為千古奇人，他通天徹地，人不能及，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算命占卜的尊他為祖師爺。
2、樗里子：（？―前300年），名疾，又稱嚴君疾，戰國中期秦國宗室、將領，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異母弟。因足智多謀，綽號“智囊”，被后世堪輿家尊之為“樗里先師”。曾輔佐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等秦國君主。臨終前預言：“后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后果然靈驗，后世的堪輿家皆奉他為相地術正宗，尊之為神。
3、黃石公：（約前292年－前195年），道家學者，秦漢時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納入神譜。《史記·留侯世家》稱其避秦世之亂，隱居東海下邳。其時張良因謀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于下邳橋上遇到黃石公，授與《素書》，臨別時有言：“十三年后，在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公即我矣。”張良后助劉邦奪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濟北谷城下找到了黃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傳有黃石公《素書》和《黃石公三略》。
4、管輅：(209年－256年），三國時期曹魏術士。字公明，平原人。年八九歲，便喜仰觀星辰。成人后，精通《周易》，善于卜筮、相術，習鳥語，相傳每言輒中，出神入化。《三國志·魏志·管輅傳》載：“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后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后來果然如此，后世尊奉為卜卦觀相的祖師。
5、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純，兩晉時期著名文學家、訓詁學家、風水學者，河東郡聞喜人，好古文、奇字，精天文、歷算、卜筮，擅詩賦，是游仙詩的祖師。郭璞為正統的正一道教徒。除家傳易學外，還承襲了道教的術數學，是兩晉時代最著名的方術士，宋徽宗時被追封為聞喜伯，元順帝時被追封為靈應侯。后人都視郭璞為風水史上之鼻祖。
6、袁天罡：（生卒年不詳），，或作袁天綱，隋末唐初天文學家、星象學家、預測家、風水大師、道士、相士，唐代益州人。相傳他懂得“風鑒”，即憑風聲風向，斷吉兇。又精通面相、六壬及五行等。著有《六壬課》、《五行相書》、《三世相法》、《推背圖》（和李淳風共著）、《袁天罡稱骨歌》等。最為著名事跡是其為年幼的武則天看相，一見大為震驚，言及“龍瞳鳳頸，極貴驗也！”“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后當為天下之主矣！”最終，武則天成為了天下之主，袁天罡真是神人也。
7、李淳風：（602－670），唐代杰出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道家學者，岐州雍人，精通天文、歷算、陰陽之說。李淳風和袁天罡所著的《推背圖》以其預言的準確而著稱于世。李淳風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力定級的人。
8、楊筠松：（834年－900年），俗名楊救貧，名益，字叔茂，號筠松，唐代竇州人，著名風水宗師。楊筠松為唐僖宗朝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掌靈臺地理事，為唐朝著名地理風水學家。名益，別號亦玄，世稱‘救貧先生’。著《疑龍經》、《撼龍經》、《一粒粟》、《天玉經》、《都天寶照經》、《天元烏兔經》。因為其用地理風水術行于世，使貧者致富，所以世人稱其為“救貧”先生，后人由此也稱其為“楊救貧”。
9、賴布衣：(1101年－1126年），原名賴風岡，字文俊，自號布衣子，又號稱“先知山人”，江西省定南縣鳳山岡人。曾任國師，后受秦檜陷害，流落民間，足跡踏及全國，以風水術扶危濟困，助弱抗強，留下了許多神話般的傳說。相傳所著《青烏序》剛剛脫稿就被南華帝君的使者白猿取走，經一百多年后傳給了，輔佐朱元璋成就了帝業。又有傳說孫中山先生的祖墳也是賴布衣堪定的。據傳、廣州、英德等城市都是由賴布衣堪定選址。
10、廖均卿：（1350年—1413年），字兆保，號玉峰，明代著名的風水大師，江西省興國人。永樂八年，以建明十三陵之長陵有功，被封為欽天監靈臺博士。撰有《行程記》等。廖均卿因此被皇帝以四品職銜供養至老死，他的墓地于1984年被確定為該縣文物保護單位。
除了這些當然還有很多小輩：
為了讓朋友們更好的了解我國的卜筮文化即預測學，本人列舉了以下對預測學做出過貢獻的歷史名人：
伏羲、黃帝。——在中國的神話中，上古時期的伏羲、黃帝等都是具有極大神通的人物，其中一點就是都具有神奇的占卜能力。
周文王——《周易》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奇書，相傳為文王所著。書中記載了以八卦進行卜筮預測的方法，書中的眾多理論成為后世推命學研究的基礎。
鬼谷子、珞琭子——鬼谷子，姓王名詡，號玄微子。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道家、兵家、是縱橫家的鼻祖。蘇秦、張儀、孫臏與龐涓均為其弟子。著作有《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等書。珞琭子，古之隱士，中國秦漢魏晉以后的祿命學祖師。
鄒衍——鄒衍是戰國時期陰陽家學派創始者與五行學說代表人物，，戰國末期齊國人。他在繼承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五行生克理論。
王充——兩漢時期，方術盛極一時，最著名的論命書籍就是王充的《論衡》。
劉向——西漢時期著名學者。主持編纂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國家藏書《七略》，術數命理類書籍得到認可，編入本書。
諸葛亮——三國時期蜀國丞相，精通星象命理。主要著作《隆中對》、《出師表》、《誡子書》等。
朱建平——朱建平，漢末三國時期沛國（今安徽省）人。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均被《三國志》譽為“非常之絕技”。曹丕做五官將時，請他看相，朱建平說：將軍壽命80，40會有小難，愿您多多保護。 又說曹彪：您居于自己的封國，到57當遭兵災。 結果曹丕40去世，曹彪57歲時，犯了與王凌合謀罪，被賜死。
郭璞——兩晉時期著名文學家、風水學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歷算、卜筮，是游仙詩的祖師。曾為《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葬經》作注，傳于世，明人有輯本《郭弘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