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2日是黃道吉日嗎
公歷時間：2023年4月12日農歷時間：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周二財神——東北喜神——西北福神——東南今日沖生肖——牛今日納音——沙中金【宜】今日百事忌，大事勿用【忌】今日百事忌，大事勿用2023年4月12日不是黃道吉日，黃歷顯示今日諸事不宜，不符合黃道吉日諸事皆宜的成立條件！
王艮，明哲學家，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生于1483年(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卒于1541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他世占灶籍，家境貧寒，經過十幾年的刻苦自學，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鼻祖，成為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他的“淮南格物說”、“百姓日用即道”等思想吸引了大批弟子，深受廣大平民百姓的喜好和信服，在當時起到了“掀翻天地”的震撼作用，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更為突出地體現了他的學說的進步性和人民性，并且對于我們當前思想理論的創立、宣傳也有較好的借鑒作用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王艮生長的時代也即明朝中后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開始走向衰落、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發展的時期。其時，江南、東南沿海等地區逐步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長江以北、淮河流域一批各具經濟特色的城市及其商業也相當繁榮，如“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東贏”。（1）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卻日趨腐敗，日益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壓迫，貪婪搜括，中飽私囊，過著揮霍無度驕奢淫逸的生活。據《明武宗正德實錄》記載，明武宗的婚禮用掉黃金八千五百二十兩，白銀五十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而當時的收入除米麥等實物外，所得銀兩僅一百五十余萬兩。明武宗在宮內揮霍淫樂猶嫌不足，還到處搶掠婦女、財物，“近淮三四百里無得免者”（2）就連王艮的家鄉安豐場也被供應游獵用的鷹犬。以封建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腐敗搞得民不聊生，人民群眾反抗和起義連綿不斷， 武宗正德四年，“兩廣、江西、湖廣、陜西、四川并盜起”，正德六年“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絕”（3）。特別是正德五年，河北爆發的劉六、劉七為首的農民起義最為浩大，他們樹起“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的大旗，王艮的家鄉一帶，通州、泰州、如皋等濱江之地和淮南鹽場皆受影響。
恩格斯說過，任何一種新的學說，“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事實之中”。（4）明代中期以來，由于經濟發生了許多變化，必然使得人們不斷地思考研究這些新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探求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方法，因此，一些新的思想觀點和新的學派也就應運而生了。明代中期以前，程朱理學對麻痹人民的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有著一定的作用，一直被統治階級所推崇并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在思想領域占據最高統治地位。但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人們對它產生了懷疑和動搖，開始創立適應社會形勢變化，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的新的思想學說，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由陳獻章開其端，王守仁總其成的心學，并在思想上逐步取代程朱理學居于主要地位。王艮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以其自身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不斷對社會問題分析、研究、獨立思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師王守仁思想的影響，逐步形成了自已的一套思想學說，創立了極具平民色彩的泰州學派，其中尤以“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最為突出。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的出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對一般民眾富有同情心密切相關。王艮由于出身于灶戶之家，父親是灶丁，本人是“亭子”，其出身和社會地位相當卑微，甚至比一般平民還要低下。據《明會典》記載：“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論遠近，俱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依照年分煎鹽，抵辦逃亡之灶丁課額”，“嘉靖十三年，題準今后有司，但有灶戶告理歸民，務要查冊審實呈請撫按詳允，不許擅自更張”。可見，在當時王艮的家庭社會地位是很低的，幾近于囚徒。王艮家世代煮鹽，家境又較貧寒，《年譜》載：王艮七歲“受書鄉塾”，“十一歲，貧不能學，辭塾師，就理家政”，這些都使得王艮能夠深諳社會上貧苦百姓之疾苦，并產生維護民眾利益、拯救民眾于水火的動機。王艮的這一愿望在他后來所作的《鰍鱔賦》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此賦中，王艮自比鰍，以萬民比“復壓纏繞奄奄一息”的鱔，他不愿自樂于江河，而要拯救缸中之鱔，先使其轉身通氣而有生機，然后使其出缸同歸于長江大海。王艮由于懷有此抱負，決定了他要走的決不是科舉入仕做官吏兼做學者這條一般士子所走的道 路，而是以《大學》、《論語》、《孝經》這些儒家啟蒙讀物獲得的知識與自已在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的體驗相結合，走一條以道化俗的道路，這是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理論產生的現實基礎。
王艮之所以能獨創“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不拘泥傳注、不因循師說的獨立思考精神和敢于否定封建統治階級的圣經賢傳的“叛逆”性格。王艮于正德十五年開始師從王守仁，在他從學的過程中，他“時時不滿其師說”（5）“往往駕師說之上”（6）。他不但堅持自已的“淮南格物”說，而且還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安身立本”說等和王守仁不同的新觀點。耿定向撰《王心齋傳》說：“同里人商販東魯，問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圣耶？’歸取論語教經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門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為笏書‘四勿’語,聽夕手持而躬踐之。……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于章句,思國學為天下首善地……?由此可看出,王艮不但反對傳統的章句,而且大膽地摒棄和對抗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圣經賢傳。王艮正是由于具有這樣的“叛逆”性格才提出諸如“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等“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觀點。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提出根源于他的“萬物一體”和“體用一原”的一元論世界觀，是他對于良知看法的一個自然結果。王艮認為“天地萬物為一體”、個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傾向性。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是用”的觀點，如：“或言老佛得吾儒之體。先生日，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老佛之用，則自是老佛之體也”、“體用不一，只是工夫生”（7）。根據“萬物一體”和“體用一原”的世界觀，王艮強調人的主體性，認為人可以“主宰天地，斡旋造化”（8），“體用一原”與勞動人民的“天性之體”結合著的就必然有勞動人民的“百姓日用”。另外王艮對于“良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認為良知自然現成，它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更是一種活動即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等活動，它有體有用，其體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覺。良知本體在內容上是天理，在表現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這兩個方面的統一。王艮與其弟子有這樣一段問答明確顯示了這個意思：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9）圣賢與百姓的區別，就在于圣人自覺此良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待先覺教化，然后才知之。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對于良知以上看法的一個自然結果。
“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王艮所有思想學說中較為進步的一個命題，也是他四十歲以后講學的中心問題，這一思想后來又被王艮的后傳弟子們進一步加以繼承并發揚光大，成為享譽中外的著名論斷。據《年譜》記載：“四十二歲…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條理處；”“四十六歲……集同門講于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即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什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一時學者有省”；“四十九歲。是年，四方從游日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五十一歲…先生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卻不過一節之善。”由這些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王艮非常致力于“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宣講，他提出求和學圣人之道不應依靠書本經傳，應到百姓日用中去，并且王艮還認為學的方法也是簡易直捷，自自然然，做到樂學。他說：“天下之學，惟有圣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圣人之學，便不樂”（10）。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泰州學派的中心觀點之一，經過歷代后傳弟子的努力又不斷得以發揚光大，其中尤以羅汝芳，李贄貢獻最大，李贄以日常生活作為理論探討的對象，把日常生活從修道的工具地位提高到必須加以重視的本體地位，將穿衣吃飯視作為人倫物理，這是對傳統儒學的超越，也是對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發展，他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同者也”（11）。
二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是他最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理論之一，這一表述雖然較為樸素平實，但其內涵卻非常豐富。根據對他的一些著作及語錄的認真分析，這一思想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道”在我國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范疇，人們習慣于把道看成是比較神秘的東西，并且一般人也感到是無法把握和理解。對于“道”我國不少思想學術流派都曾作過一定的表述，如《周易?系辭上》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里把“道”解釋為先于天地萬物的精神本原，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有“圣人”能夠認識它、掌握它。宋明理學家則多把“道”等同于天理，認為“道”和“理”是異名同實的，“理”是永恒存在并且具有神性。程頤曾這樣說過：“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12)。程顥說：“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13)他們虛構了一個符合封建特權法律可以自由地支配萬物、普照萬物的“天理”，并要求各階級安命地“盡分”，也就是“窮理盡性”。二程公開宣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14）。程顥甚至說“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15），朱熹則將“理”視為最高的毫無具體內涵的抽象，是先于物質存在的，是產生萬物的神秘的根源。王艮的老師王守仁則以“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一切都是從“心”派生出來的世界觀為出發點，提出“道”即“心”，要求“道”須“不假外求”、“向內用力。”他這樣說過：“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諸君要實現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16）王艮一反古代經典的傳統，并且也否定了其師的認識，認為“道”不是先天存在，也不是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的神秘的東西，它就存在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人們從日常生活中能感悟到的，這樣就把“道”由抽象的變為具體的，把“道”從天上拉回人間，并賦予“道”以“百姓日用”的新內容。他說：“愚夫愚婦與智能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圣人知便不會失，百姓不知便會失了”（17）。這里的百姓就是與僮仆一類的“愚夫愚婦”，“百姓日用”就是指包括吃飯、穿衣等在內的日常生活和欲望要求。王艮對“道”的規定，將“道”由無形無象變成了生動活潑、不可捉摸變成了隨時可及、極端的神秘變成了日常瑣事。這正如唯名論發展的最初階段都爾的貝倫伽里所得出的結論一樣，他認為在教堂的圣餐儀式中人們所吃的是面包，喝的是酒，而不是像教會所說的是“主的身體和血”。貝倫伽里認為如象教會所說的話即使基督的身體大如巨塔，也早就被吃得一干二凈了。貝倫伽里把圣餐從“主的身體和血”的欺騙還原為面包和酒，猶之王艮把道學家所宣揚的高不可攀的神秘的道從天上拉回人間，還原為百姓的穿衣吃飯、還原為饑來吃飯困來眠一樣。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的“道”是自然現成，不需思索和矯飾。王艮從其“天地萬物為一體”、“體用一原”的世界觀出發，認為人性之“體”就是天性之“體”、“良知之體”，而天性之“體”又等同于自然，百姓日用則是“體用一原”和勞動人民“天體之性”的結合，因此，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與萬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它是指人的日常行為由于多次重復而形成的一套最合理、最簡易、最省力的反應模式，這種模式因熟化而忘卻具體的反應過程，并往往與天體之性一樣不假安排，不需思索，自然現成而又合乎規律，如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轉念，便是擬議，便不自然。他說過：“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則通已。…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這里的“人欲”就是指人為）”，“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18）。鄒德涵語錄中有這樣一段話比較全面形象地說明了這個意思：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仆，即應；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后問，先生曰：“才此仆未嘗先有期我呼他之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而無不通’”。是友曰：“此則滿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卻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聞門人游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卻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19）。童子捧茶，一呼即應，不假思索，前不擬議，后不滯留，這正是其良知現成自在當下順適處。農夫耕田，其妻送飯，食畢將盛飯之器還于其妻，其妻還家，這些都是自然現成，不用安排的，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就是這種現現成成，自自然然，不用思索和矯飾的東西。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以百姓是否“能知能行”作為判斷“正道”與“異端”的標準。自古以來，封建統治階級以及為其服務的思想家總是把符合封建傳統觀念、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思想學說稱為“圣人之道”也即“正道”，而把那些與封建傳統觀念背道而馳、有利于維護百姓利益的思想主張稱為“異端”、“邪說”。封建統治者不僅對人民群眾實行經濟上的剝削、上的壓迫，而且在思想上對群眾實行愚昧政策，將社會成員分為上、中、下等，而群眾一般都被視為“下人”、“賤人”，群眾的欲望，求生存的行為則被斥之為萬惡的“人欲”，而“道”只是圣人、賢人和君子的行為。王艮勇敢地沖破“天道”的束縛，把有關“正道”與“異端”的傳統觀念顛倒過來，提高了“百姓”的地位。他認為圣人之事就是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飯，他說：“圣人經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20）。這也就是說，離開百姓日用，離開“家常事”則無道可言，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專門研究天道性命等形而上領域、不貼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就是異端。另據《年譜》記載：五十七歲…先生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由此可以看出，王艮將判斷是“正道”或“圣人之道”還是“異端”的標準確定為是否符合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百姓是否“能知能行”。據此王艮認為“百姓日用之道”也即人民群眾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等活動，是最平常的，沒有什么高深、奧妙、奇特，一切“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人民群眾天天都在實踐著它，這就是“正道”，反過來，那些經書上的教條，那些“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人民群眾對它們不能知不能行的，就是“異端”。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蘊含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對什么是道、如何求道、衡量道的標準是什么等問題作出了較為明確的回答，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都堅持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王艮認為，“百姓日用即道”中的“道”即真理，它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心中，而是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也即存在于客觀事物中，要想獲得“道”，就應到“百姓日用”中去學習，去探求，也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實踐活動中去。他有這樣一首詩體現了這種思想，“瑞氣騰騰寶韞山，如求珍寶必登山，”（21）這首詩強調的就是要獲得知識，取得“珍寶”，必須親自實踐，攀登高山，才能如愿以償。王艮不僅主張從“百姓日用”之中獲得知識和真理，而且也非常重視從學習中獲得真理性的認識，這與其師王守仁的“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德性之良知，莫由于見聞”、“良知之外，別無知矣”等那種唯心主義先驗論是根本不同的。他說：“孔子雖天生圣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22），根據王艮對如何獲取“道”即真理的認識可看出，他既重視親身去實踐，去體驗，同時也很重視通過學習獲得真知，這就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具體體現。在關于如何獲取“道”的問題上是如此，在衡量道的標準問題上，他也堅持的是唯物主義認識論，他說：“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是異者皆為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23）這也就是說，凡符合百姓日用的就是道，就是真理，凡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就不是道，這種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作為衡量道的標準，也即以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生產實踐活動作為衡量真理的標準，正是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
三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把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活動等家常事作為“圣人之道”，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對封建傳統思想理論和封建統治階級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沖擊，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人民性，并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信服和擁護。
1、“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較為正確地揭示了“道”的來源。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貫穿始終的是認為“道”也即我們現在講的真理來源于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等實踐活動，這在當時乃至整個封建社會都是了不起的，并且具有進步性和人民性。《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或問‘中’。先生曰：此僮仆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中”也稱“中庸”、“中道”、“中和”，指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的態度，它是儒家所崇尚的倫理思想，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人修養的最高境界，一旦達到這個境界，就會產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神秘效果。王艮認為，“中”也即“道”的內容，不應該是儒家的倫理綱常，而是“僮仆之往來”、“愚夫愚婦能知能行”的“日用之學”，也即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等活動，如果不是，則“縱說的真，卻不過是一節之善，算不得圣人之道”，只能算是“異端”，而這些“百姓日用之學”又是最平常的，是勞動人民天天實踐的，沒有什么神秘之處。王艮將勞動人民的“家常事”作為圣人之道，相反卻把“正宗”的所謂圣人之道視為“異端”，較為正確地揭示了“道”的來源，因此也就能深得人民的擁護，有人稱之為“如日月復明，而星辰復璨”，是“日用中之布帛粟菽”（24）另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隨著資本至主義萌芽而產生的小市民階級要求個性解放，要求消除社會不平等的強烈愿望，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從思想認識發展的角度看，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對“道”的來源的認識，體現了社會意識依賴于客觀物質世界的唯物主義傾向，因而在人類思想認識史上又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代表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有利于維護人民的權利。王艮出身于社會地位低下的灶丁之家，對下層勞動人民懷有深厚感情，其所創的“愚夫愚婦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學”之所以能在下層社會得到廣泛傳播和弘揚，就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并且有利于維護和實現人民的生存等權利。王艮有一首詩專門歌頌“下”，說一切都從下層來，詩云：“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里乾坤大，萬派俱從海‘下’來，天大還包在地‘下’”（25）在王艮看來，“百姓日用”也即包括穿衣吃飯等在內的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是人的起碼的生存權利，而在當時，那些處于被剝削被壓迫地位的窮苦百姓這些人最起碼的權利都難以得到滿足，王艮因此在他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中明確提出只有讓人民吃飽穿暖，擺脫貧困的思想學說才是真正的學問和圣人之道。他說：“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6）由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王艮非常同情那些遭受壓迫和剝削的勞動人民，爭取維護人民的生存權利。除此之外，王艮還極力宣揚勞動人民的本然“利欲”，修正其師王守仁的良知說，將“致良知”變成“良知致”，將“良知”看成是百姓的“日用現在”，使王守仁的良知說從封建的教條變成了人民的欲望。《年譜》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情況：“南野公（歐陽德，王守仁的學生）嘗講‘致良知’，先生（王艮）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在，指點良知”。由于王艮講的是百姓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道，貼近他們的實際，有利于維護他們的權利，因而老百姓都愿聽，并且心悅誠服。《王心齋先生別傳》載：“先生每講學，開明人心，侃侃辯惑其迷，務令人自得而后已。家庭鄰里之間，皆愛慕其至誠而樂與之親，言行無不信悅”。《王心齋先生遺集》卷四《徐玉鑾府志先生傳》中也有這樣的說法：“先生益自信…所至與人講論道學，…鄉人始而駭，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焉。”由此可以看出，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而深受人民歡迎和擁護。
3、“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敢于否定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圣經賢傳。王艮以其來自人民的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將“道”與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連，而對那些不貼近百姓實際生活卻為封建統治階級首肯的圣經賢傳給予否定。他之所以能這樣，這固然與他的出身、社會經歷有關，但更主要的是他能密切關注人民群眾的疾苦特別是能與下層勞動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對封建統治階級表示強烈的不滿和痛恨，勇于背棄、否定封建傳統的圣經賢傳和道德禮教。比如：王艮在看到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剝削的加重，百姓無田可耕、衣食不足、流離失所，剝削階級卻過著花天酒地、腐朽靡爛、任意揮霍的生活時，提出“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亦不可得也”（27）。這對程朱理學鼓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道德是一次有力的反對和批判。在針對被統治階級能否干涉國家大事即“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問題上，王艮與其師展開了一次辨論，“遂言及天下事。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王艮)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夫子曰：‘足見所學’。出，夫子謂弟子曰：‘吾擒取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28)王守仁認為被統治者不能干涉國家大事，只能忘天下，遵循了“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傳統正宗思想，而王艮卻認為有堯在上，草莽匹夫才可以樂而忘天下，否則就“未能一日而忘天下”，這就要求被統治者要干涉天下國家大事，“致君民于堯舜”，后來他甚至還提出推翻腐朽政權的思想，《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中有這樣一句話表達了這一想法，“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王艮不但摒棄圣經賢傳，獨創“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且他還堅決拒絕在封建社會桀紂之君的統治階級行列里做官，放棄通常士子所走的科舉入仕做官兼做學者的道路，并要求他的五個兒子及其弟子以“不仕”、“解官”為篤于信道，為有志，他的后學顏鈞、何心隱、李贄由于反對封建專制統治都曾遭受殘酷的迫害。
4、“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體現了拯救萬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發展。王艮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中葉以后，這時整個社會秩序陷于一片混亂之中，正如他在《王道論》里所說的：“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糜。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王艮由于長期生活在平民之中，了解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目睹明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腐敗，廣大人民群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民怨沸騰，因此他立志為民立命改造封建專制社會，拯救萬民于水火。據《年譜》記載：“二十九歲，先生(王艮)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呼拜謝。
以2023年農歷三月廿四（陽歷是2023年4月24日）往后十天內黃道吉日有：
1、農歷：二零二二年三月廿六日，星期二，2023年4月26日是執日，是黃道吉日。
【今日黃歷所宜】
提車、簽合同、交易、動土、祭祀、起工架馬、建基、理發、入山伐木、學技藝。
2、農歷：二零二二年三月廿九日，星期五，2023年4月29日是成日，是黃道吉日。
【今日黃歷所宜】
出行、提車、簽合同、入宅、交易、提親、求婚、訂婚、動土開基、裁衣、祭祀、蓋屋、打官司、起工架馬、裝修、買田地、開倉庫、出貨財、上梁、安門、筑堤防、建基、出財放債、理發、醞釀、納畜、行船。
3、農歷四月初二，公歷2023年5月2日，星期一，沖雞（己酉）煞西。
【今日黃歷所宜】
搬家、開市、開業、動工、結婚、入宅、領證、開工、動土、出行、提車、訂婚、安葬、上梁、開張、旅游、破土、開始簽約、嫁娶、納采、移徙。
4、農歷四月初三，公歷2023年5月3日，星期二，沖狗（庚戌）煞南。
【今日黃歷所宜】
動土、移徙、上梁、搬家、開市、納采、開市、開業、動工、出行、入宅、旅游、嫁娶、安葬、訂婚、破土、結婚、領證、開工、開張。
5、農歷四月初五，公歷2023年5月5日，星期四，沖鼠（壬子）煞北。
【今日黃歷所宜】
嫁娶、出行、搬家、合婚、訂婚、移徙、開市、架馬、安葬、造畜稠、拆卸、入殮、移柩、成服出火、除服、伐木、造船、造廟、造橋。
＜strong＞2023年三月初十這天宜嫁娶可以結婚＜/strong＞＜br＞2023年農歷三月初十這天日子分析＜br＞農歷日子：二零二二年三月初十＜br＞黃歷日子：2023年4月10日，星期日＜br＞今日相沖：沖豬(丁亥)煞東＜br＞星宿分析：張宿(張月鹿)＜br＞吉神宜趨：時陽時德生氣要安＜br＞兇神宜忌：五虛八風九空地曩天牢＜br＞十二神：除執位＜br＞喜神：東南＜br＞福神：東北＜br＞財神：正南＜br＞陽貴神：東南＜br＞陰貴神：正東＜br＞本日黃歷結婚宜忌分析＜br＞【所宜】嫁娶結婚搬家祈福安床裝修移徙出火出行上梁伐木求嗣入宅解除＜br＞【所忌】安葬交易立券開業開工開張開市＜br＞從黃歷中可以看出，這天宜嫁娶可以結婚，＜br＞結婚挑選一個好日子是中國人一直堅定認為的事情，為保證好運氣的延續，正確挑選一個結婚的良辰吉日也就成為重中之重的事情。而關于結婚吉日應如何挑選也是有很多規范的哦，要了解相關條件以免觸犯風水禁忌，達到吉祥效果。
2023年三月份結婚，黃道吉日，我覺得應該查下日歷牌，他那頂上都有記載，哪天結婚是黃道吉日？一查就能查到
二零二二年正月初一。
2023年02月01日，星期二，煞東，雞日沖(己卯)兔。
或者二零二二年正月十一日，公歷：2023年02月11日，星期五，煞西，羊日沖(己丑)牛，這一天也可以。
